自幼受到父辈影响，深厚的戏曲兴趣促使我早年毕业于浙江四明会计专科学校，并考入北京中国银行，在总行计核局担任职务。业余时间，我从谭派名师陈秀华处学习《捉放曹》等须生戏，并与伶界知名人士如溥侗、朱素云、孙菊仙、赵子敬等建立了良好的交往关系。我常去京城名角的排练场，积极参与剧评和剧讯的撰写。四年间，我开始著述《燕尘菊影录》，记录了许多伶人的故事。十五年后，我完成了《菊部丛谈》，这本书由大东书店出版，梅兰芳题签书名，贾璧云绘制封面。在书中，我深入探讨了清代末期“歌剧之趋势”、“伶工之派别”以及“艺术之源流”，内容翔实详尽，为中国戏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
二十四年前后，我在主编《武进商报》的“戏剧特刊”期间，不断拓展我的学术视野。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期间，与张古愚合作编辑了多份关于戏剧的小册子，如《戏剧旬刊》、《十日戏剧》等。此外，还以肖伧、倩倩室主、玉泓、霜红、天隐庐主人等笔名，为各类媒体撰写了一千多篇评论文章。我与冯小隐、冯叔鸾及郑过宜并称为“四大评剧家”，又被誉为“四大金刚”。
抗战胜利之后，当我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告伶界及梨园界》的文章时，它对那些坚守民族气节，不演坏戲的人物，如程砚秋和梅兰芳进行极力赞扬，这一举动在戏曲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效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