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，兩晋时期（公元265-420年）是文化鼎盛的一個時期，這一時期的詩人不僅擁有豐富的思想內容，也具有極高的藝術造詣。這些詩人的作品，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風貌，更是對傳統價值觀和現實生活進行深刻思考和批判。
《論語·里仁》中孔子說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這句話體现了儒家倫理道德觀念，即君子的行為標準應該是遵循義，而不是追求利益。在兩晋时期，許多詩人都對此有著自己的理解和表達。
王维（701-761年）的《使至塞上》，就展現了一種超然物外、超越世俗之境界。他在詩中寫道：“北山入云海，南山出霜雪。”這裡並沒有直接提到“聲色犬马”，但卻通過描繪自然景象來表達一種超脫世俗欲望的精神狀態。王維以其淡泊明志、清高自持著称，他的人生观念與孔子的“君子喻于义”相契合，是两晋时期诗人代表作中的典型例子。
杜甫（712-770年），則以其深沉的情感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而闻名。他在《春望》中写下：“天下英雄谁能与我？江湖七百里，无事师徒平安。”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指责声色犬马，但通过对天下的英雄无匹来抒发自己对于时代动荡不安的心情。这也体现了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，以及他对传统价值观坚守不渝。
李白（701-762年），则以其豪放洒脱、自由奔放著称。他有一首名为《将进酒》的绝句，其中写道：“千杯何妨饮，一夜愁还醒？”这里并没有直接批评声色犬马，但通过强调饮酒可以忘却烦恼，从而隐含了一种面对世间纷扰与困苦，要保持内心自由独立，不被外界干扰所影响的心态，这也是两晋时期诗人们追求精神自由与内心宁静的一种表现形式。
從以上幾位大師的作品來看，可以發現他們雖然生活環境各異，但都有一種共同的心靈追求，那就是超越物質世界，尋找精神上的滿足。在他們眼中，“聲色犬馬”乃是一切浮華與無常之象徵，它們無法提供真正的人生滿足，所以才會有“非福祸”的評價。這種觀點正好反映出了儒家的主張，即重視品德修養，以此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。而這些思想在兩晋时期诗人的笔下得到了最為精彩地展現。
